大臂和小臂衔接的地方应该称作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这地方或许最适合抽血。
　　血落在取样瓶里，会变成深褐色。抽完一管，不必拔针，把塞子通入另一个真空瓶，血就继续流淌进里面。
　　针头刺进皮肤的时候，妈妈比我紧张，在我更小一点的时候，她会捂住我的眼睛，我的睫毛能碰到妈妈的手心，我会故意快一点眨眼，让它们在妈妈的掌心蹭来蹭去。那么现在在想什么呢，在她不能捂住我的眼睛的时候，在她只能握住我的肩膀的时候，在妈妈像一棵草一样慢慢佝偻下去的时候，她在想什么呢？
　　我永远也不能完全明白妈妈在思考的事情，也永远看不见完整的妈妈。女人似乎由某种具有坚硬质地的东西构成，在过去的时间里把自己打磨成具有欺骗性的样子。
　　而我想要知道的是，我的妈妈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。
　　妈妈，可以成为我逃跑的同谋吗？
　　初中的时候我生病，妈妈带我到北京看病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坐着摇摇晃晃的火车到灯光昏暗的宾馆。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我记不清，妈妈拿到我的检验报告的样子。我只记得一间小小的、挤挤攘攘的房间，金属的推车放着碘酒，成盒的棉签和涂片，血从手上很小的口子流出来，均匀涂抹在纯白而多孔的棉片上，我的血或许太少，护士就用很大的力气去挤压那一道小小的创口，比痛感更清晰的是她的手隔着橡胶手套也留在我身上的温度。
　　妈妈的手没有盖在我的眼睛上，也没有握住我的肩膀，她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看着我，只是看着我。
　　之后的一个雨天，我和妈妈出门购物。春天的雨下得淅淅沥沥，在空气里织成一片细密的雾气。空调很费力地向外吐着冷气，费尽全力避免前挡风玻璃也一起被雾气糊成模糊的一片。我突然产生悲伤的感觉。
　　如果装水的瓶子碎了，会怎么样？
　　我问妈妈。
　　妈妈在开车，她回答说，水会撒到地上。
　　那么怎么办呢？
　　再换一个新瓶子好了。
　　玻璃上一直一直没有起雾，可是我有种预感，妈妈似乎永远没办法和我一起奔跑起来。
　　十六岁的一个平平无奇的早晨，我从床上睁开双眼，脑子里只存在一个问题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死掉。从这天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，人为什么活着，三年之后我得出答案，人因为活着而活着。因为出生而活着，因为不能立刻死掉而活着。
　　某一次吃火锅，我和芋头说，好想做你的小孩。
　　想做芋头的小孩。
　　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比芋头更了解我，我像在照镜子，光线经过我，又扭曲到另一个维度，在平滑明亮的玻璃上显现出来芋头的样子。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，她当然不是另外一个我，她是比我胆怯也比我勇敢、比我幸福也比我不幸的、跟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扭曲的我。
　　我问芋头同样的问题。
　　如果装水的瓶子碎了，会怎么样？
　　水会流走吧。
　　那么怎么办呢？
　　把它扔进湖里好了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，她都会是一个能装水的好瓶子。
　　跟着我逃跑吧，芋头，一起逃跑吧，芋头，我想说这样的话，我说不出来。因为她看起来足够幸福。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，我想要这样的爸爸，我想要那样的妈妈？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机制，幸福美满的爱人在创造生命之前先向天上询问，我亲爱的孩子，你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吗？得到肯定之后再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，我想这样大家都能更高兴一点。
　　如果能选就好了，如果事先知道就好了，如果爱有刻度就好了，我在手机和芋头这样说。
　　她说，这真的好难啊。
　　我感觉这六个字张开胳膊抱了我一下。
　　假如真的有一天，我真的会选吗？
　　我会选择不做妈妈的女儿吗？
　　人们这一辈子要说很多话，音节字句从嘴里吐出来掉在地上，和冬天扫在路边堆在一起的积雪变成一样的东西，在春天暖融融太阳照下来的时候融化，消失不见。一辈子要听到的话不多，人又最擅长隐蔽真心，想哭的和发笑的一切都扔进搅拌机里打成形状不明的一团，一不小心漏掉了、错过了就要懊悔一辈子。
　　还在上学的一个周末，妈妈驱车很远，带我们到海边。城市临海，手撑在高高的水泥墩子上，伸长脖子用尽全力向远方看，也看不到海。那是一片无边无际、没有形状的泥泞滩，临近夜晚，风很凉，把我的所有头发都吹到后面去。妈妈总说我连头发也不扎的样子像个疯婆子，但我就是不扎，我们都好固执，就像我一千次说我不吃香油，她也还会一千零一次往菜里放香油一样。我说头皮痛，她说香油补钙。
　　白色的马是马吗？白色的马是白马吗？我是妈妈的小马吗？
　　后来我自己又偷偷来过一次海边，泥泞滩还是一望无际，我费劲爬到水泥墩子上坐着，看天一点一点亮起来。海边看不见海，原来也看不见日落，太阳不会一点点沉入地平线，而是渐渐消失在空中。这种时刻明暗暧昧不清，有一匹白马从太阳消失的地方出现，向我奔来。它浑身雪白，连睫毛都是白色，只有眼睛是夜晚的颜色。白马不是马，因此能带我去很远的地方，连触碰一下都会变得自由。（作者：高瑞佳）